丈母娘们正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推动力。

　　刘艺站在街西头，掰着手指头仔细数着，“这条街上二三十家，除了三家，都在城里面买房了。村子里差不多就只剩下了老人。”

　　刘艺也在城里买了房，准确地说是给儿子在城里买了房。儿子还在县城读高中，但刘艺已经开始在为他谋划结婚的事，买房是这个计划最重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。村子里相亲结婚的门槛早就升级成了必须要在城里有套房。

　　骤然响起的鞭炮声打断了她的话，火药燃烧的烟雾还未散去，一群小男孩就仔细扒拉着鞭炮的碎屑。坑坑洼洼的路边停着几辆汽车，过路的车小心翼翼贴着通过，不宽的村子主路甚至一度因为车子太多而交通堵塞。

　　这座村子处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三省交界的河北一侧，隶属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。它在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深处，距离周边的城市开车都要一个半小时以上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村子周边十几里几乎是一个人一生的范围。

　　寒暄问候此起彼伏，男人们互相递着烟，聊着过去一年在外的收成。春节是整个村庄一年里最热闹、也几乎是人气旺盛的唯一时刻，在外打工一年的年轻人们回到家乡，整个村子再度充满活力。春节一过他们又如同远去的河流一样迅速涌入北上广等各大城市，村子再度变得空荡。

　　有专家学者用“农村空心化”来描述这一现象，它的含义是，随着农民们越来越多的外出打工或迁入城镇，许多村庄已经逐渐成为留守老人们看管的空壳。

　　变化实际上在二三十年来一直发生，不过与十多年前儿童与老人一起留守不同的是，孩子们也离开了这里，许多返乡置业的年轻人把房子买在了附近的县城与城市。村庄变成了曾经的故乡。

　　“现在几乎各个村都是这样的情况。”刘艺也不知道准确的数据，不过据她透露，自己村子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在县城或者其他城市买了房。

　　2018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，在过去五年（2013年~2017年），全国城镇化率从52.6%提高到58.5%，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在这些进城农民背后，结婚购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，在城里买房成为很多农村地区相亲乃至结婚的必要条件。

　　丈母娘们，正在无意间推动着中国城镇化向前发展。

　　丈母娘与孩子的城镇化

　　刘艺隔壁村的林伟快到了该结婚的年龄，他的父母越来越着急。

　　两三年前父母就张罗着给他相亲，如今村子里要的彩礼越来越高，各种彩礼相关的支出已经涨到十几万。

　　然而这十几万也并不是想送就能送得出去，还有一个硬性的门槛叫“一动两不动”，一动指的是要有一辆汽车，两不动是说要在村里盖套房，同时在城里买套房。如果没有这几样，媒人连家门都不愿意进。

　　仔细算下来，县城里一套5000元一平米的房子，一套就要五六十万，再加上买辆十万块的汽车，以及酒席、家具家电等等支出，结婚的代价可能高达七八十万。

　　飚升的彩礼背后，是这些村子里严重的男女失衡。生男孩传香火的观念从未从这片土地离开，家里如果没有男孩，在村子里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。而过去三十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让这样的失衡更为突出，有的家里第一个生了女孩之后，会继续再生，直到有一个男孩为止。而有的会直接选择流掉女孩，是男孩再生下来。

　　这样的不平衡在近十年来的后果是，结婚难越发凸显，农村里单身汉越来越多，适龄的女孩从来不乏追求者。以前在村里备受冷落的离婚女性，现在抱着孩子回到家几天，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。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丈母娘要求的条件也水涨船高。

　　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7年初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表示，“保守估计，中国未来30年将有大约3000万男人娶不到媳妇。”

　　林伟所在县城的房价在过去几年翻了一倍还多，吉屋网数据显示，从2016年3月，这里的房价还在2800元左右，到了2019年2月，房价已经涨至约5000元。由于新楼盘大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户型，一套下来就得五六十万。

　　这让林伟的父母感觉到了压力，咬咬牙找亲戚朋友借钱凑够了首付之后，他们也给林伟买下了房子。

　　150公里外的河南省安阳市，“一动两不动”也是郊区村子相亲的标配。一位楼盘的销售表示，过去几年，进城买房的农村年轻人在所有客户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比例。他们有时很好辨认，往往是父母带着一个很年轻的男孩来看房，有意向了男孩又会再带着一个女孩和她的父母来看，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是丈母娘要求在城里买房。

　　如果说丈母娘推着林伟们进了城，孩子的教育则是另一大吸引力。

　　20年前，几乎每个村子有一个小学，如今林伟所在村子的小学早就取消，剩下的私立小学一年学费1万多块，让很多人都觉得难以承受。搬到城里，让孩子读一个好学校成为合情合理的选择。

　　就这样，在结婚压力与更好的教育等条件诱惑下，年轻人们纷纷离开农村来到城里，城镇化的速度开始大大加快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因为县城里新开发的楼盘较为集中，进城的村民们大多距离不远，有时就是前后楼，或者是附近小区。聚在一起时他们也经常愿意聊聊二大爷家在前面楼四层，往前走200米拐弯的小区住着原来的老邻居，再附近是两个姨家，他们住在同一栋的二层和四层。来回串门的亲戚和邻居，让人觉得村子像是整体被挪到了这里。

　　而在乡下，日渐空心的农村也在迎接着不同的命运。2016年1月，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意见》，全省4.7万个村庄被划分成了保留村、中心村与撤并村三类。符合五个标准的村庄将会被撤并，其中一条就是“对空心率超过50%、剩余户少于100户的空心村，实施搬迁整治”。

　　根据这一规划，整个河北省到2020年将有13387个村庄被撤并。
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年至2009年间分别为62.9万、62.4万、61.3万、60.4万、60万，平均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。

　　　进城之后

　　尽管搬到了城里，年轻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却没有太大改变，他们依然打拼在北上广深等等大城市，只是出发的地点从村子到了县城，女人和孩子留守的地方也从农村变成了县城。

　　毕竟这些城市与县城的收入差距巨大。在这个小县城，更多的是2000块钱月薪的工作，好一点也只是3000元，而在400公里外的北京送快递，一个月可能就有1万多块钱的收入。

　　林伟的同龄人们基本都在大城市里打工，往往一个村子里由于某个人在一个领域的成功，带动起大半个村子的年轻人投身一个行业。比如隔壁村的人大多一起在北京送快递，再隔壁则有很多人一起在南方卖水果，做装修、跑运输、当建筑工人等等，各有自己的门路。

　　村子里除了老人和小孩之外，还有少数中年人选择留守，他们有的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，也有从外出打工的人手里承包土地耕种，每亩地一年的租金是600元，也有更少数的年轻人选择在稍微热闹的市集路边开起门市。

　　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使得耕种的难度极大降低，麦收时节也有人从城市里回到乡村，匆匆收获与播种之后再度回到城市。土地与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紧密。

　　不过虽然生活在城里，林伟的户口却留在了乡下，前几年撤并村重建的消息不断，他觉得把户口放在农村是更保险、利益可能也更大的选择。

　　不管有意与无意，主动与被动，林伟都成为了城镇化中一个特殊群体的所在，在城里常住，户口却又在农村。统计部门在统计城镇化率时，会以常住在城镇的人口为基准，称之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，而公安部门对外发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数据，则以户籍为基准。

　　这也成为最为重要的两个城镇化率数字，但有数据显示，在1990年时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4.4%，到2014年时差距扩大到18%，但此后这两者差距开始缩小，2017年底时差距缩减至16%。

　　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发布的通知，提出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，到2020年，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5%，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2013年缩小2个百分点以上。

　　林伟并不在意这些数字，他也不担心没有工作机会，诸如快递员这样出力赚钱的工作自己都能做得来。他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打工，觉得自己可能再也不会回到农村去生活，也不会再把种地当做安身立命的根本。

　　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，全国有超过21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在其著作《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》中写道，“按农民的说法，失去打工机会，回到农村，不过是饭桌上添一双筷子的事。失业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，就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危机能力。”

　　在贺雪峰看来，如果农民不再拥有土地，一旦进城失败将可能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，而这些贫民窟“一定会放大每次金融、经济、社会危机带来的冲击，令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难度加大”。

　　而如今，尽管名义上还拥有土地，但进城生活的年轻人早已失去对土地的热情，在城里安家后，回农村躲避经济危机早已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。当危机真的再度到来时，又该如何应对呢？

　　一个值得期待的趋势是，以三四五线城市与县城为核心的“下沉市场”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创业者和机构的关注。全国约2900个县、4.2万个乡镇以及66万个村（包括街道办事处），所蕴含的数十万亿规模的市场潜力，被认为是待采的金矿。

　　不过未来，这座县城会随着迁进来的年轻人们一起走向繁华，还是如同曾经的村庄一样被年轻人的下一代抛弃，将是另一个待解的谜题。